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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子是如何在反思与批判中创立道家的(图)

http://www.toplights.cn    2020-09-04

[作者] 刘在平
[单位]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公共基础课教学与研究中心
[摘要] 经常有人说“入世随孔孟,出世追老庄”。中国哲学史上,经常将老子于庄子并提。的确,庄子在阐发、发扬老子学说的过程中,居功至伟。陈鼓应、白奚所著《老子评传》中引用《庄子·天下》篇中概述老子学术思想时的说法:“以本为精,以物为粗,以有积为不足,澹然独与神明居。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,关尹、…
[关键词]  老子 道家 批判性反思 无为而治 天下大道

经常有人说“入世随孔孟,出世追老庄”。中国哲学史上,经常将老子于庄子并提。的确,庄子在阐发、发扬老子学说的过程中,居功至伟。陈鼓应、白奚所著《老子评传》中引用《庄子·天下》篇中概述老子学术思想时的说法:“以本为精,以物为粗,以有积为不足,澹然独与神明居。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,关尹、老聃闻其风而悦之。”陈、白两位作者认为:“按照这样的说法,老子的学说有其直接的思想来源,那就是‘古之道术’。这些‘古之道术’,有据可查者可以分为两个部分:一是老子所明白引述的古书或古人之言,一是老子所吸取的、其他古籍中先于老子的有关思想。”从老子的许多言论来看,的确如此。所谓“古之道术”,集中体现了前人的智慧与经验,是老子重要的思想来源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:“道家者流,盖出于史官。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,然后知秉要执本,清虚以自守,卑弱以自持,此君人南面之术也。”其实,古代王官之学,仅仅是老子关注的一部分内容,尤其是将老子学说概括为“君人南面之术”,是相当偏颇的。按照陈鼓应先生的说法,这样的概括只适用于黄老之术。老子着眼于“古之道术”中的哲理,决不仅仅是从“术”的层面进行整合与吸取,而是进一步从“道”的层面进行发掘和提炼,“执古之道,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,是谓道纪”,这正是老子清醒的意识和初衷。

如《尚书·大禹谟》:“汝惟不矜,天下莫与汝争能;汝惟不伐,天下莫于汝争功。”《金人铭》:“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,故后之下之,使人慕之。执雌持下,莫能与之争者。”老子强烈主张谦下不争:“夫唯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”;(《老子》第二十二章)“天之道,不争而善胜。”(《老子》第七十三章)《老子》中许多言论,都是前老子历史上有出处或有相应的记载的,比如功遂身退、柔弱胜刚强、明道若昧、欲取姑予、欲歙固张、知白守黑……这些政治的、军事的、人生的智慧经验,给了老子巨大启发。但是,老子用来进行了发挥,从而丰富和深化了了无为无不为、自然演化、反者道之动、福祸相互依存和转化等哲学思维。正如陈鼓应、白奚指出:“老子的其他思想观念,如慎终如始、天道无亲、与人为善、以德报怨、尚慈崇俭等观念以及隐逸思想、无为思想、辩证思维、关于大道的思想理论等等,我们都可以找到它们的直接思想来源。”

老子是如何对待“思想来源”的呢?有个很鲜明的特点,那就是:在批判性反思过程中去转化和提升。而且,这种批判充分地联系社会现实。比如对待前面提到的“古之道术”,不仅关注其中的理念和内容,也关注其社会实践中的世纪体现。

老子以鲜明的逆向思维、反思意识而著称,说他是“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批判大师”,挺而不为过。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隐士群体中,也是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突出代表,张岱年先生就评价说老子是中国历史上“第一个文化批判者”。易中天先生也指出:“如果了解道家,尤其是熟悉《老子》一书,就会发现这是典型的‘老子式思维。老子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样的?是‘正言若反’,也就是反过来思考问题,反过来表述观点。这样一种‘反向思维’,在《老子》一书比比皆是。”老子的名言:“知不知,上矣;不知知,病也。夫唯病病,是以不病。圣人不病,以其病病。”这句话,真可谓为士人批判精神提供了充满辩证意味的理论依据。

“能知古始”,是为了“以御今之有”,批判锋芒也就直接指向了身处其中的社会现实,而其所独有的高远立意和眼光,使其批判的声音力度倍增。这一点主要表现在:荀子、孔子、墨子、孟子等都有批判,但他们或向往尧舜,或推崇大禹、周公;法家则反对“法先王”,主张“法后王”,法家的批判,归结到推崇并维护君主统治。而老子和庄子,则对这一切都反对,他们所看好的,是远古。

“故失道而后德,失德而后仁,失仁而后义,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,忠信之薄,而乱之首也。前识者,道之华,而愚之始也。”

这段话,可以看作批判纲领。自道以下,皆批。如果不急于给老子扣上一顶“复古主义”的帽子,可以看到其批判所向,指的是历史发展中的另一条线索:异化。文明和异化是互相交织的,而且有一种比较和竞赛的关系,如果不能对异化这条线索保持清醒、警惕和批判、纠正,走上弯路和陷阱,甚至出现巨大灾难以至覆灭,绝非不可能。当然,老子是立足于现实的,也就是当时的士人普遍看到的世风日下、礼崩乐坏、战端频起等现象。只不过,老子比其他士人的仰天长叹和批判疾呼更为冷峻、透彻,因而其尖锐性往往以隐晦、深奥、迂回中伸展出来。但,毕竟是在对于天道和历史系统思考的基础上,在反思批判的思维突破之中,老子的思想奔涌而出。

一.老子批判了社会制度的弊端和统治者腐朽,从而深化“无为而治”的主张

他将批判的锋芒直指统治者愈演愈烈的任意而为。“将欲取天下而为之,吾见其弗得已。夫天下神器也,非可为者也。为者败之,执者失之。凡物或行或随,或噤或吹,或疆或剉,或培或堕。是以圣人去甚,去奢,去泰。”统治者夺取天下的欲望和按自己的意志治理,终究是要失败的,因为治理天下的“神器”,不在于主观意志和任意而为。天下事物,是主动还是被动,是消极还是积极,是强胜还是挫败,是巩固还是毁损,并不是单凭主观意志可以主宰的。急功近利者终会失败;任意而为将失去天下。因此圣人应当消除奢侈享乐的欲望、避免自高自大而走极端。对照当时历史状况,老子的言论绝非空穴来风,而他提出的主张,也是是有着鲜明针对性的:“我无为,而民自化;我好静,而民自正;我无事,而民自富;我无欲,而民自朴”,正是出于对现实的批判,老子这里的论述,成为道法自然、无为无不为哲学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具体运用。再如七十五章:“民之饥,以其上食税之多,是以饥”,是针对统治者横征暴敛;七十四章:“民不畏死,奈何以死惧之?……常有司杀者杀。夫代司杀者杀,是代大匠斫。夫代大匠斫,则希不伤其手矣”,讨伐了统治者用严刑峻法镇压民众的杀伐宰执;七十七章直接抨击“损不足以奉有馀”的统治制度,以“高者抑之,下者举之,有馀者损之,不足者补之”而伸张社会公平正义。

二.老子批判了崇神崇王的思想观念,从而弘扬自然无为的理念

在这里,老子承担了双重的任务:一是针对对神灵的信奉;二是针对对先王或君主的崇拜。我们在前面说老子提升了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时已经提到,无论是“象帝之先”,还是“其鬼不神”,都说明老子对于古代神灵是有一定批判意识的,因为他要扫除通往自然天道进程中思想观念上的障碍。这样的障碍,不仅是民间的,也是统治者的,同时也来自思想界。比如墨子就一再主张“尊天,明鬼”,而老子的“谷神不死,是谓玄牝”,却断然不是鬼神,而是天道之神力、自然之奇功。同时,老子的“圣人”,也断然不是“先古圣王”,而是天道自然的化身。老子力排古代对于天神和帝王的思维指向,这样的批判意义是相当深远的。尽管其后中国历史上不乏天子论、神权论,不乏上苍与君主相结合的扭曲的“天人合一”,但道家自然无为这种立意高远的思维指向,始终潜在地发挥影响力,至今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精华与人类先进理念接轨的宝贵资源。

三.老子批判了物欲横流的社会恶俗,从而倡导返朴归真的精神文明

《老子》六十七章提出著名的“三宝”:“我有三宝,持而保之。一曰慈, 二曰俭,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夫慈,故能勇;俭,故能广;不敢为天下先,故能为成器长。”这是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铸魂的人生哲学。社会上权力最容易异化;对于人来说欲望最容易异化。老子对这些均有清醒透彻的观察。人的欲望既有出于生理需要的部位;也有满足基本需要之外的部位,而且没有止境。对于不同欲望的区分极为重要,弗洛伊德本能学说以其深刻而产生巨大影响,又以其局限而遭受严重诟病,与弗氏没有对欲望作出严格区分有关。《老子》四十四章说:“知足不辱,知止不殆”;四十六章说:“祸莫大于不知足,咎莫大于欲得”,2500年前的告诫实在振聋发聩。从史书上了解老子时代背景,天下士人皆对天下无道忿忿然,慕华求贵、利欲熏心、争权夺势、礼崩乐坏,老子的告诫出于独到的洞察与思考,也出于深刻的反思与尖锐的批判。五十三章:“大道甚夷,而人好径。朝甚除,田甚芜,仓甚虚;服文采,带利剑,厌饮食,财货有余,是为盗夸,非道也哉!”已经是一种愤怒的声讨,而老子、庄子对于人生哲学的言论,可以说比比皆是。纵观中外历史权力腐败、世风败坏的现象,包括当今种种人类病态和社会弊端,不能不让我们对于老子超前而深邃的思想由衷赞叹。

四.老子批判了攻伐争霸的无义战争,从而丰富了天下大道的政治理想

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,在很大程度上是诸侯争霸造成的,兵戈四起,战祸连绵。《老子》三十章明确提出:“以道佐人主者,不以兵强天下。其事好还;师之所处,荆棘生焉;大军之后,必有凶年。”墨家提出兼爱、非攻,是从交相利出发的。儒家基本反战,但孔子与孟子有所不同。孔子虽主张天下归仁,但他反对战争是出于维护礼制,尤其反对犯上作乱,因而没有脱离君本位的巢臼。孟子则出于“仁政”主张而反战,将战争观建立在伦理道德基点上。但早在孟子之前,老子是这种战争观的始作俑者。“善者果而已矣,不敢以取强。果而勿矜,果而勿伐,果而勿骄。果而不得已,果而勿强。物壮则老,是谓不道,不道早已。”老子反对“仁”,但却反复提到“善”,在他看来,“善”与“仁”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,“仁”为人道,人为而追求;“善”为天道,自然而存在。于是,老子并非一般地反对一切战争,但正义之战必为出于善而战。“居,善地;心,善渊;与,善仁;言,善信;政,善治;事,善能;动,善时。夫唯不争,故无尤。”无论是“事,善能”还是“动,善时”都包括了举兵从战,必循善道。而其核心思想,是“不争”,战争即使胜了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,而胜者如若不道,则会“不道早已”,走向衰败。所以,老子明确提出:“夫佳兵者,不祥之器也,物或恶之,故有道者不处。……兵者不详之器,非君子之器,不得已而用之。恬淡为上,胜而不美,而美之者,是乐杀人。夫乐杀人者,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。……杀人之众,以悲哀泣之;战胜以丧礼处之。”这种“就是打了胜仗,也不要庆功,而是以丧礼来对待和处理”的主张,真可谓以天下大道而反战,其所抵达的高度,不要说在当时,就是上下几千年也鲜有企及。横向比较一下,古希腊的柏拉图视战争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,亚里士多德强调“务必以求取闲暇与和平为战争的终极目的”。对战争史颇有研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则认为:“取胜为生存之道,胜者存败者亡”,总体上,是不如老子的境界更高的。“故贵以身为天下, 若可寄天下;爱以身为天下,若可托天下。”这里,决不是以君为本,恰恰是君主必须以道为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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